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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量经济学会

Chinese Association of Quantitative Economics


国内数量经济学研究前沿——兼述中国数量经济学会2015年(福州)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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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科发展中具有崇高的地位,经济数量分析的思想和方法论一直与经济学科的发展相生相伴,密不可分,其内在的计量经济学、经济系统分析、投入产出分析等思想和方法已是现代从事经济研究绕不开的工具,计量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一起是中国高校经济管理类学生必修的“标配”核心课程,经济系统分析和投人产出分析等也是“进阶”高级经济学的必由之路。


  然而,对“过度模型化”的质疑,对实证研究“泛滥”的担忧,一时成为学界的热点和焦点。甚至有学者质疑数量经济学领域的计量分析1940方法本身,认为计量分析获取的只是统计规律,存在致命的逻辑缺陷。这不是新问题,早在1940年左右,凯恩斯与丁伯根就“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可信性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Keynes1939Tinbergen1940),Hendry 1980)批判计量经济学的应用是“统计炼金术”。然而,像其他学科的发展一样,每一次对学科的质疑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学科的发展,这些讨论使得计量经济学发生可信性革命(王美今和林剑浩,2012),产生严密的理论体系,成为真正的科学。对于经济学研究中模型的“滥用”“错用”问题,其本身是学者研究素养的问题,其根本解决方法正是提高数量经济学理论和应用研究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数量经济学的发展事关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水平。


  中国数量经济学会致力于服务中国经济学科发展,每年举办的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年会都会推介出一大批代表中国数量经济学理论与应用前沿的科研成果。201511月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年会在福建师范大学召开,560多位学者参会,提交研究成果600余篇,100数量经济学博士生人才流动洽谈会也同期举行。中国数量经济学2015年年会收录论文反映了我国数量经济学理论和应用研究前沿。收录论文关于数量经济学理论的深人研究对完善数量经济学研究范式和研究体系有着深刻意义,进一步论证了数量经济学是能够做出科学发现经济规律全过程的、完整的、辩证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收录论文关于数量经济学应用前沿研究更坚定了数量经济学在经济研究中的主流地位。收录论文数据翔实、方法可靠、研究范式科学,是国内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标杆之作。下面从数量经济学局限及针对性研究、数量经济学应用前沿研究、数量经济学服务国家实践前沿研究介绍国内数量经济学研究前沿。


一、数量经济学局限及针对性研究


  计量经济学创始人之一弗里希为计量经济学下了如下定义:“统计学、经济理论和数学这三者对于真正了解现代经济生活的数量关系来说,都是必要的,但本身并非是充分条件。三者结合起来就是力量,这种结合便构成了计量经济学。”这个定于由于区别于教科书上的计量经济学,因此有学者将弗里希所定义的称为广义计量经济学,将教科书上的计量经济学称为狭义计量经济学。从弗里希定义的内容来看,广义计量经济学与我们的数量经济学的范畴非常接近。李子奈和齐良书(2010a)分析了其在结构分析、经济预测、政策评价以及理论检验中的功能与局限。本次年会中,部分学者针对存在的局限进行了进一步研究。


1、针对结构分析中局限的研究


  经济结构分析是对经济活动中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数量经济学模型对经济结构分析有着强大功能,但也存在参数不变性、建模思路局限。陈林等(2015)关注企业间异质的全要素生产率对成本函数估计的影响。文章从CES生产函数推导出一个包含全要素生产率的完整的成本函数模型,并进行样本回归,同时使用传统模型与SFA模型回归,以进行方法论上的比较分析。根据其研究,全要素生产率确实对成本函数估计产生了重要影响,改良前的传统模型出现“遗漏变量”问题,使不相关回归产生内生性问题。缪言等(2015)考虑到结构数量模型可识别性对结构参数估计稳定性的决定性作用,从扩展结构参数与简化型参数关系体系的视角讨论了结构参数模型的识别问题,证明了一种识别结构参数模型的秩条件。其秩条件对于具有系数线性约束的联立方程组模型、SVAR模型有良好的解释。


2、针对经济预测中局限的研究


  数量经济模型很大程度上是从经济短期预测发展而来的。但是,数量经济模型在经济预测中存在方法论、静态模型局限、VAR模型预测局限等方面的问题。范勇和朱文革(2015)考虑到引力模型是研究两个相关但暴露数规模不同的人群的动态死亡率模型,将引力模型思想与AgePeriod-CohortAPC)模型、日本的死亡率数据相结合,应用于中国人口死亡率建模以及相应年金产品的长寿风险度量。根据其研究,引力模型方法对我国人口未来死亡率提供了更准确合理的预测。江海峰等(2015)探讨了非线性趋势KPSS检验量的分布规律问题,通过使用KPSS检验流程,可以精确确定数据生成过程,完整地发掘KPSS检验模型误设理论。代金辉和马树才(2015)基于SARIMA模型对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动趋势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乘积季节模型能够很好的拟合数据,预测效果好,为政府把握未来的经济趋势并制定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3.针对政策评价中局限的研究


  数量经济模型在政策评价中具有政策有效性评价、效果评价、传导路径检验、政策模拟、宏观政策的微观效果评价以及政策选择等功能,在我国经济研究中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根据陈林和伍海军(2015)的论文,在国内政策效果评估领域,基于自然实验的双重差分法是应用最广的研究工具之一,并在近年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但是存在内生性、控制组受影响、样本异质性等问题。其中尤以内生性问题较为严重,甚至部分研究存在严重问题,所谓的自然实验往往难以成立,对此,根据实验理论与相关理论基础,论文对国内主要研究成果进行分类与评述,并针对所发现的问题提出改良办法。徐晓莉和郇志坚(2015)考虑到基于可靠性较低的数据进行决策易造成扭曲的问题,建立数据修订建模,允许在评估中考虑当前和未来的条件以矫正初步数据的偏误,并应用中国年度GDP增值率进行研究。


4.针对理论检验中局限的研究


  数量经济学模型是检验经济理论的有力方法,而完整的数量经济学模型是能够做出科学发现的工具。数量经济学模型检验经济理论的路径应严格遵循数量经济学模型研究范式,不能以数据关系为导向设定模型,再进行估计和检验,下述论文给出了完整的数量经济学研究范式。由于在间接税归宿的一般均衡理论框架下,居民的间接税负担包括其收人来源端和使用端两个方面,汪昊和娄峰(2015)对居民的间接税负担的相关理论进行检验,研究表明中国城乡居民间接税负担均呈“U”形,且农村居民间接税负担重于城镇居民。来源端税负对总税负的影响大于使用端,从而使总的税负累进(退)性更接近于来源端。居民收人与支出结构是影响累进(退)性的决定因素。要素替代弹性与来源端税负呈反向关系,与使用端呈同向关系,与累进(退)性呈反向关系。


二、数量经济学应用前沿研究


  从认识论来看,数量经济分析多被归为科学研究方法中的经验归纳法。然而,在规范的数量经济的研究范式中,归纳和演绎方法在数量经济研究中具有同样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两者关系密不可分。片面追求归纳方法就会造成数量经济学方向性偏差,就会过度追求变量间的统计显著性,容易得出没有价值的结论,这就是开篇提到的批判的模型的“滥用”“错用”问题。国内数量经济学权威学者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批判(李子奈和齐良书,2010b)。这种现象本质上是对数量经济学研究的错误理解。对此,大多数数量经济学界前沿学者延用了科学的数量经济学研究的范式,使得数量经济学的应用研究成为科学的、有生命力的。本部分从宏观经济研究、微观经济行为研究和资本市场经济研究三个方面论述国内应用数量经济学的研究前沿。


1.宏观经济研究


(1)宏观经济运行研究。李智和钱争鸣(2015)对大宗商品金融化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进行了数量经济分析。根据其研究,在大宗商品金融化、现货参照期货定价的形势下,商品期货市场集合信息进行定价的能力越强,宏观经济运行越平稳。但在大宗商品金融化的形势下,如果期货价格过度变化会增加宏观经济运行的波动,并通过对比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2)货币与银行研究。刘金全等(2015)基于TVP-PAVAR模型对中国货币政策动态调控效应进行了分析。根据其研究发现,货币供给量对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货币供给量增加能够显著刺激经济增长,其调控效应在“次贷危机”时期最为显著;货币供给变动同样能够有效调控价格水平。蔡群起(2015)对利率双轨制、存贷比约束与外汇占款冲击效应进行了研究,根据其研究,外汇占款冲击推高了企业融资成本,促进了影子银行的扩张,加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为抵消外汇占款冲击的负面效应,应彻底废除存贷比约束,并有序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3)财政与税收研究。程宇丹(2015)利用跨国面板数据集研究了开放经济下的政府内债、政府外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政府内债和外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研究认为,政府内债和政府外债的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形关系;发达国家的政府内债对经济增长的线性影响是负面的,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内债对经济增长的线性影响则是正面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外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负面的。龙朝晖(2015)的论文是关于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中小企业长期投资影响的,根据其研究,部分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上升而导致企业的长期投资下降,部分中小企业税收负担下降但对企业长期投资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存在不对称性。


(4)投资与贸易研究。李跟强和潘文卿(2015)从增加值流转的视角将国内价值链和国外价值链整合到一个统一的逻辑框架下,从垂直专业化生产、增加值供给偏好和区域再流出三个维度考察了中国各区域对全球价值链的嵌人模式。根据研究,发现中国各区域逐渐由内向型垂直专业化转向外向型垂直专业化生产,沿海区域的垂直专业化程度显著高于内陆区域;在增加值供给偏好方面,沿海区域偏好于国外区域,而内陆区域有明显的邻近“向极性”供给偏好,增加值供给的区域非均等特征显著。


(5)经济增长研究。胡霞(2015)基于门槛回归模型,利用相关数实证据研究了中国城市生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根据其研究,生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存在“门槛效应”,先期生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会产生非常强的正效应,但是高出门槛值后,生产服务业集聚所产生的拥挤成本的不断增加会逐步削弱其集聚所带来的收益。魏婷(2015)研究了我国R&D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R&D投入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经济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发现R&D投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通过构建模型,揭示了R&D投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动态均衡关系。


2.微观经济行为研究


  微观经济学从创立到现在,数量分析的方法和思想都与其相伴。数量经济学在微观经济行为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除了微观经济行为研究之外,数量经济学还在宏观政策的微观效应中发挥作用。王一涵和王国成(2015)认为随着经济异常现象的频现,经济复杂性问题备受关注。传统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受到质疑的同时,经济复杂性理论异军突起。经济异常现象并非无迹可寻,微观主体行为的复杂性是诱发经济异常现象的根本原因;其研究从微观主体行为为出发点,深人分析真实的关键行为特征,提出适于分析微观主体行为的经济模型,探索解决复杂经济的有效途径。郝亮(2015)构建了厂商参与约束下确定最优战略性进口关税的一般框架,并以线性需求为例,提供求解最优关税的可行步骤,根据其研究,基于厂商参与约束,在不同的参数区间下,最优关税下的市场结构可能呈现寡头、国内厂商垄断及国外厂商垄断三种不同模式。若厂商的固定成本为零,厂商参与约束并不影响最优关税的具体数值;但就厂商固定成本非负的一般情形,最优关税的具体数值将随参数区间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郝亮(2015)以常弹性需求为例,考察当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上进行(可能的)古诺竞争时,最优关税的决定问题。根据研究,尽管常弹性需求满足贸易条件收益,但低关税不一定会提高社会福利;就常弹性需求,最优关税的符号并不能仅由需求函数单独决定,边际成本对最优关税的决定有重要影响。


3.资本市场经济研究


  数量经济学在资本市场经济研究领域有着巨大的作用,其在度量不确定性和市场风险具有压倒性优势。利用数量经济对波动溢出、期权定价、收益率以及风险值方面研究是资本市场经济研究的主流(洪永淼,2007)。朱波和牛峰(2015)使用GPEM:叩ula方法对金融机构与金融体系收益率的联合分布进行建模,利用整体相依结构下的“基准”分布控制收益率序列中蕴含的市场风险,根据不同相依结构的风险信息差异构建系统性风险度量指标和假设检验方法,并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林志伟和张五六(2015)利用NARDL模型分析了我国资本市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非对称冲击响应及其剧烈程度,根据其研究,国际资本流动自身存在一种调整机制,防止资本大量的流出和流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均对国际资本流动存在显著的长短期影响;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均对国际资本流动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效应。王萌(2015)在分析投资者情绪对个股流动性影响的原因、传导过程进行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并对可能产生的影响的程度进行计量经济学分析。张卓群和马薇(2015)研究了新经济常态下股市风险相关性。该研究以连接函数作为工具,研究表明BBI Copula拟合效果最好。两市的相关系数为0.3252,在股市上涨时,上尾相关系数为0.2794,在股市下跌时,下尾相关系数为0.1841。两市的上涨联动协同效应要明显大于下跌时。此结论对研究股市的风险特征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三、数量经济学服务国家实践前沿研究


  数量经济学在国家经济政策研究方面具有得天独到的作用,从这个方面来说,从事数量经济研究的学者绝对不是关在书斋闭门造车,而是能够很好地服务于国家实践。中国数量经济学会2015年年会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9天后召开。十八届五中全会研究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年会收录的论文已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5个发展理念在经济研究中的前沿。


1.服务于创新发展理念的前沿研究


  技术创新是创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是我国转换发展方式、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动力所在(陈星星和李平,2016)。周璇和陶长琪(2015)对要素集聚下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非线性关联和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根据其研究省域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集聚下的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边际作用递减并最终收敛,省域人力资本、技术和创新要素集聚下的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效应呈递增的发散特征;物质资本要素集聚、技术要素集聚和创新要素集聚效应下的技术创新对省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积极影响,而相邻省份的人力资本要素集聚和劳动力要素集聚度的变化对本省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消极溢出作用。戴魁早和刘友金(2015)对要素市场扭曲与创新效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根据研究,要素市场扭曲显著地抑制了产业创新效率的提高,而且两者之间还存在“U”形关系。当扭曲程度较高时,要素市场改善对产业创新效率的边际效应较小;而随着扭曲程度的持续下降,其对产业创新效率的边际效应越来越大。


2、服务于协调发展理念的前沿研究


  协调发展要求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徐俊武和黄珊(2015)基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代际流动性、教育成本与收人不平等进行了分析,随着经济的发展,无论收敛过程是单调的还是周期性的,总体上代际流动性都会增大、收人差距都会缩小。韩峰(2015)利用空间计量技术识别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交通拥堵的空间外部性。结果显示,伴随城市自身及邻近城市交通密度提高,城市化均呈先升后降的倒“U”形发展趋势,且多数城市交通的空间密度过大,已出现明显的拥堵效应。李莹和吕光明(2015)基于事后法对中国城镇机会不平等进行了间接测度和分析,内机会不平等占整个收不不平等的23%;影响机会不平等的核心环境变量为性别和地区。此外,张璇等(2015)还研究了收入的不平等与创新的关系,根据其研究,由于价格效应占优,目前中国的收人差距能显著促进创新活动,作者据此提出了东部与中西部不同的发展战略。


3.服务于绿色发展理念的前沿研究


  绿色发展要求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陈星星和李平(2015)根据超效率SDEA模型测算我国28个省份的能源消耗产出效率,同时运用BCC模型和DEA-Malmquist模型分析我国各省份间能源消耗产出效率差异。结果表明,东、中、西部能源消耗产出效率呈“U”形;我国区域间能源消耗产出效率的差异主要是规模效率的差异。金文龙(2015)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企业、政府和国外三部门模型来研究碳关税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测算出不同碳关税税率下对我国各个产业的进口、出口以及贸易顺差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碳关税税率提高,碳关税税额增加;碳关税税率对第二产业影响较大;在对外贸易方面,对出口影响较大。继而提出一系类对策来缓解上述不利影响以提高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


4、服务于开放发展理念的前沿研究


  开放发展要求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陈少晖和张锡书(2015)基于福建自贸区建设的契机对产业结构高级化、贸易开放度与福建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产业结构优化和贸易开放提升均能拉动经济增长,同时在短期内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强于贸易开放的提升。因此,福建省应当充分利用好产业结构高级化与扩大贸易开放这一双轮驱动力,努力把握自贸区建设这一重大政策机遇,从扩大贸易开放度、优化投融资环境和加快两岸自贸区对接等方面人手,大力促进新常态下福建省经济的健康稳健增长。


5.服务于共享发展理念的前沿研究


  信息通信技术和互联网是服务于共享发展理念的重要力量。蔡跃洲和张钧南(2015)基于乔根森增长核算框架的测算与分析对信息通信技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替代效应与渗透效应。根据其研究,信息通信技术(ICT)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分为替代效应和渗透效应。前者是由技术进步带来ICT产品价格下降,从而实现ICT资本对其他资本的替代;后者则是ICT作为通用目的技术能渗透和应用于各产业部门,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进而间接促进经济增长。研究表明,ICT的替代效应体现为ICT资本对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仅为3.4%;在ICT资本和TFP增长测算基础上进行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印证了渗透效应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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